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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哲学史研究中的学术热点问题
    文章作者:王齐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哲学所 

        一、康德政治哲学研究及其启示
        2005年,学界对于康德的热情依然不减,各大学术期刊纷纷刊出康德研究的专稿,有力地证明了古典哲学在今天依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强烈的现实吸引力,反映出了康德哲学以及哲学这门古老而常新的学问的魅力。2005年出现的康德研究的论文,依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向?#28023;?)对康德哲学中的基本问题的讨论;(2)康德的政治哲学研究;(3)康德哲学之于现当代哲学的意义。康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对德国哲学乃至哲学本身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人们有可能会对“什?#35789;?#21746;学”这样的问题感到难以作答,但是却没有人会否认康德哲学就是哲学。从近年来汉语学界在康德哲学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来看,如今的康德哲学研究的范围扩大了,内容加深了。除了康德的三大“批判”之外,人?#24378;?#22987;较多地关注康德的实践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的内容,而这一点与国际哲学界康德研究的总体趋势是相吻合的。当今世界面临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以及由此引发了民族国家地位等诸多富于挑战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势之下,康德于200多年前发表的《永久和平论》再次落入人们的视野,德国的康德研究者们认为康德所提出的世界主义的法权哲学与和平理论对于当今世界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21028;?#30340;论文《论康德的政治哲学》(《世界哲学》2005年第1期)详细研读了康德的《永久和平论》,追溯了“永久和平”概念的历史及其?#38498;?#19990;的影响和意义。文章指出,“永久和平”是康德从自由的实践理性原则出发而提出的概念,它不仅构成了康德政治哲学的核心,而且与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康德那里,“永久和平”是人类的一项道德义务,是人类无法根除的自然目的;人类能否解决战争问题、并且进入一个所有民族普遍实行法治的共同体是康德衡?#24247;?#24503;进步的尺?#21462;?#24247;德所提出的以共和国家的自由联盟作为“永久和平”的基础的理论以及关于世界公民权利的学说对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等当代政治哲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黄裕生的《康德论自由与权利》(《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一文同样以康德的政治哲学思想为主题。文章指出,康德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思想在于,一切正当的政治学说都必须建立在自由概念基础之上,建立在普遍的权利原则之上。康德通过“实践理性批判”把自由确立为包括道德法则在内的一切法则的前提。人的自由——自在的存在既是使现象界成为一个完整而可靠的法则世界的前提,更是一切道德法则的根据,最终它成为了每个个体之绝对尊严和绝对权利的基础。每个人自己就是其存在的目的本身,而作为目的本身存在,这是人的全部尊严的源泉;同时,人因其自由而被赋有了一个不可侵犯、不可让渡的权利属性,即每个人都必须被?#24066;?#25353;自己的意志行动,这一权利属性是个人一切其他权利的基础。文章最后认为,康德哲学最核心的问题其实是自由问题,而康德哲学之所以在推动和深化?#20998;?#20035;至全世界的人权观念与人权实践方面、在对近现代政治学说方面具有经久不衰的影响力,其根源即在于康德在为自由辩护的同时为个人的绝对权利与绝对尊?#31995;?#23450;了坚实的基础。
        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康德似乎只是个?#25353;看狻?#30340;书斋型学者,但是事实证明,不仅他的理论哲学在历经200年后依然能够成为“现代哲学的基石?#20445;?#24503;国图宾根大学赫费教授语),其实践哲学也能够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盛行的今天对世界保持强大的吸引力。这个现象不啻给今天哲学界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启示:即政治哲学必须以对第一哲学的追问为理论基础,以普遍主义的原则为基石,否则,它将陷入经验主义和特殊主义的泥淖之中,从而最终丧失其理解现实和指导现实的意义。
        二、西方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以及中世纪哲学研究
        2005年的另一个学术热点是西方哲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
        西方哲学思想具有两大源流?#21512;?#33098;的科学理性传统和希伯莱的宗教传?#24120;?#29702;性主义与信仰主义共同塑造了西方的思想和民族精神。要想把握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史,必须以对“?#36739;!?#20256;统的深入理解为基础。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文化背景、民族心理以及政治导向等多重因素,我国学界对希腊理智主义传统表示出了应有的尊重和重视,也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而我们对希伯莱信仰主义传统则或者进行简单的否定和排斥,或者因民族文化心理的差异而在有意无意间采取规避策略。这两种倾向直接导致了中世纪哲学史研究成为我国西方哲学史研究中的薄弱?#26041;凇?0世纪90年代以降,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以及对西方哲学领会和把握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不补希伯莱传统这一课便无法?#26082;范?#20840;面地把握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和精神实质,而要想做到这一点,我们又首先必须从研究基督教哲学史出发,从中世纪哲学史入手。此前,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的前辈学者?#36947;?#23433;先生在基督教哲学研究领域做过一定的有价值的工作,为中国的基督教哲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接着,赵敦华于1994年出版了专著《基督教哲学1500年》,首次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基督教哲学在千余年间的发展历程。今天,中世纪哲学史研究的基?#31350;?#26550;已经建立,学界在梳理中世纪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方面(如赵林:《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的奥古斯丁主义与?#26032;?#26031;主义》,见《社会科学?#36739;摺?005年第1期)、在对中世纪哲学史上的重点人物如奥古斯丁和?#26032;?#26031;•阿奎那研究方面?#23478;?#21021;见成效(如周伟驰:?#37117;且?#19982;光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纵观2005年的中世纪哲学研究,表现比较突出的是奥古斯丁研究。《现代哲学》2005年第3期曾刊发一组奥古斯丁研究的专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今汉语学界关于奥古斯丁研究的水平。其中,吴天岳的《试论奥古斯丁著作中的“意愿?#34180;磛oluntas〉概念?#33539;?#22885;古斯丁的“意愿”概念做了考察和?#27835;觥?#20316;者从对奥古斯丁的《论自由选择》(De libero arbitrio,英译本写为On Free Choice of the Will)和《忏悔录》的?#27835;?#20837;手,重构了奥古斯丁思想当中的“意愿”概念。文章指出,奥古斯丁对恶的起源问题的神学关注给予了他重新思考自由意愿这一古老问题的契机,并使他对人的道德行为做出了不同于古希腊理智主义传统的原创性?#27835;觥?#22885;古斯丁认为“意愿”作为灵魂能力是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的,这种独立性确保了人在选择不同的行为模式以及在实现自身本性方面所有的自由。这种自由确保了我们成为自己行动的主人,并且为自己的行动负责,因此它构成了道德责任的基础。
        奥古斯丁的时间理论受到了中国学者的关注。张荣撰文《创造与伸展:奥古斯丁时间观的两个向?#21462;罰ā?#29616;代哲学》2005年第3期),指出奥古斯丁的时间观受到了后世哲学家们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但是人们往往没有注意到奥古斯丁时间观当中同时存在着的两个向度,?#30784;?#27704;恒?#31995;?#30340;创造”和“心灵的伸展?#34180;?#25991;德尔班因为只确认了奥古斯丁时间观当中的“心灵向?#21462;保?#22240;而他称奥古斯丁哲学是“内在经验的形而上学?#20445;?#32780;吉尔松因为只?#24247;?#20102;“?#31995;?#30340;创造”的向度而视奥古斯丁哲学为“皈依的形而上学?#34180;?#20316;者指出,实际上这两个向度不仅不可分割,而且它们之间还有着一定的制约关系。具体言之,“?#31995;?#30340;创造”规定着“心灵的伸展?#20445;?#30001;此时间的起源得以阐明;同时,“心灵的伸展”反映了“?#31995;?#30340;创造?#20445;?#30001;此时间的存在和?#23616;实?#20197;说明。
        所不同的是,黄裕生的论文《论奥古斯丁对时间观的变革——拯救现象与?#27425;郎系邸罰?#35265;《浙江学刊》2005年第4期)将注意力更多放在了奥古斯丁时间观的变革及其对西方哲学发展的意义的问题之上。奥古斯丁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开创性工作,不仅体现在他通过把自由和历史引入哲学从而?#35851;?#20102;哲学基本问题的格局,而且体现在他通过对时间的追问?#35851;?#20102;古希腊人的传统时间观。自奥古斯丁起,时间不再是外在的物理之流,而是我们的思想——意识的伸展。对于奥古斯丁本人来说,这一时间观变革不仅使他得?#38498;次郎系?#30340;绝对自由、全知全能全善以及?#31995;?#30340;?#35789;?#23398;说,而且使他得以“拯?#21462;?#34987;物理时间带入“?#21364;?#22312;又不存在”的现象世界的真实性。在哲学的层面上,这一时间观变革使时间成了一个哲学问题,一个哲学切入其他问题的根本问题。
        中世纪哲学史是一个庞大的研究领域,而且难?#35748;?#24403;大,其中包括拉丁语言的限制以及因为文化心理差异而造成的隔膜。但是中世纪绝不是我们以前简单地从启蒙时代?#37038;?#36807;来的观念所描述的那样“蒙昧”和“黑暗?#20445;?#36825;?#38382;?#26399;也绝不可以如黑格尔在《哲学?#26041;?#28436;录》当中所说的那样穿上七里靴跨越过去。中世纪哲学不仅承接了古希腊的传?#24120;?#32780;?#19968;?#20026;西方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问题和解题思路。因此,目前汉语世界在中世纪哲学研究领域的不足和欠缺对我们构成了机遇和挑战。
        叶秀山的长文《哲学的“未来”观念》(连载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2期)讨论了西方哲学“化解”宗教问题的思路和方式。这篇论文首?#21364;?#35199;方哲学史上对时间问题的理解入手,认为在经历了康德、柏格森、海德格尔和?#24418;?#32435;斯之后,“时间”终于被?#21019;?#20026;“存在”的方式且被?#24066;?#21010;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20445;?#34987;看作Dasein(人)的“?#21462;薄?#32780;在“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种存在方式当中,“未来”具有“优越性?#20445;?#36825;种“优越性”使哲学能够在两个方面“化解”宗教的问题。其一,人是有限的(有时限的、有时间性的)存在者,人不仅有回忆、思念,还有“希望?#34180;?#25353;照康德的思路,“希望”不是“知识?#20445;?#20063;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想?#20445;?#23427;来源于“自由”同时也向“自由?#34987;?#24402;。“希望?#26412;?#26159;对“未来”的自由信仰,这个观念是哲学化解宗?#35752;?#21518;的观念,是对“没有神”的“他者”的信仰,“自由他者”的观念使“希望”和“信仰”有了理性的根据。正是在这条理路上,基督教把“自由他者”推向极端从而形成了“绝对他者——绝对存在”和天国;而哲学则始终关注“存在”这一人间、时间的事情,人们不一定需要天国也同样可以有“希望”和“信仰?#34180;?#20854;二,根据康德的思路,神的“存在”是实践理性的“悬设?#20445;?#22240;为神并无可资“直观”的“时空”?#38382;健?#32780;神之所以必须加以设定是因为人没?#24515;?#21147;救赎自己,而只能依?#21487;?#30340;恩典。但是通过?#24418;?#32435;斯对“他者”问题的哲学讨论,基督教的“救赎论”在哲学形而上学层面上有了不同的意义。死亡虽然是“自我”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是“自我”的“灵魂”却在“他者”那里有所寄托,“我”将由“他者?#36125;?#39046;着进入一个“我”并“不在场”的“未来?#20445;?#25105;”的意义、“命运”将由“他者”来决定。但是同时,“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工作”和“贡献”来“解?#21462;薄ⅰ?#36174;出”自己,在这中间我需要“他者”的合作,但最终“我”是在自己“解放”自己,“我”得到的只是原本属于“我”的“自由?#34180;?/P>

    发表时间:2006-02-15 文章出处:本站原创 责任编辑: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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